标题: 生命的悲悯：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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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悲悯：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
二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事实上还蕴涵着另外一层含义，这就是：它不但是过去了的美学千年的绝望的判词，而且是即将来临的美学新千年的启示录。因为“奥斯维辛”不仅仅意味着罪恶，而且意味着契机：人性自觉、审美自觉的契机，美学自觉的契机。
犹如中国的人性自觉的历史应该从“文革”以后开始，西方的人性自觉的历史应该从奥斯维辛开始。正是奥斯维辛，使得人类在被抽象、普遍、绝对、必然的、确定、本质主宰了千年之后，开始普遍地意识到：这一切都是虚假的。人不是钢琴键，因此也不可能是我思故我在——不但不是，而且是我思故我少在。此时，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卡列宁在崩溃之后所经历的感觉：“如今他经历到的感觉，就好象一个人横过悬崖上面的桥梁之际，突然发现桥断了，而底下就是深谷。那个深谷便是生活本身。”人性的面纱被完全揭开之后，“底下”的“深谷”也无情地呈现出来，这就是：我在故我思！这或许可以称之为：我在故我思？
生命总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自我的诞生，不亚于宇宙在大爆炸中的诞生。自我的诞生就是世界的诞生。一个新的自我的诞生，就是一个新的世界的诞生。对于世界而言，我无足轻重，对于我而言，我却就是一切。陀思托耶夫斯基曾经借地下室人的口说：要不世界完蛋，要不我没茶喝？我说，世界完蛋吧，而我要永远有茶喝。而在俄国废除农奴制后，整个文学界都在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陀思托耶夫斯基也没有去分享大家的欢乐，不但如此，他还干脆躲进了地下室。因为在他看来，俄罗斯的理想并不是他的理想。这一切和他没有关系。1914年4月2 日，卡夫卡的日记也只有两句：“德国向法国宣战。——下午游泳。”把个人的细节与世界、时代的大事性相互连接，说明他同样不肯为世界所左右，同样坚持以个人的理想去面对世界，坚持捍卫最最个人、最最内在的东西。也因此，存在就是存在。存在先于本质，在存在之前、之中、之后都不存在什么本质，存在先于任何抽象、普遍、绝对、必然的、确定、本质的概括。[8]而且，对于任何的抽象、普遍、绝对、必然的、确定、本质的概括来说，我都必须例外一次，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例外。如果不是自己为自己打开自由之门，而是被任何抽象、普遍、绝对、必然的、确定、本质的概括引入某种原来并不属于自己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就是再好也不值得一过。
必须看到，自我的诞生，对于人类来说，并非常人所谓的“福音”。千百年来，人类都是超然于个体之外而存在的，但是几乎仅仅就在一夜之间，人类的秘密便大白于天下了，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高高在上的“做人”的自信被与个体俱来的痛苦、绝望、孤独、罪孽撕扯得支离破碎。人是什么？生命什么？这一切曾经有过明确答案的问题又成为无解的。理念、实体、逻各斯、必然、因果、时空等范畴被生命、意志、酒神精神、悲剧感、厌恶、荒谬、烦恼、恐惧等范畴取而代之。经过了千百年的理性生活，人类突然发现，自己所过的仍旧是虚假的生活。理性主义不但没有使人走向真实，而且反而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真。加谬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卡夫卡说：无路可走；海德格尔说：无家可归成为世界命运。在这里，人性成为地狱，而且这地狱根本不是通向天堂的必由之路，而是一个永远不可跨越的荒原，一场永远的劫难。过去在理性的预设下，我们处处从明确无疑的价值规范出发，现在却必须每天都去默默忍受生命本身的混乱、晦涩、不可理解，借用西方的一个著名比方，我们翻阅的是世界这部书的第零卷，第负一页。所谓被抛于此，既有且无，既如此又不能如此。生命的自我开放、自我揭露，生命的绝望、生命的荒谬、生命的悲剧……就是这样严峻、冷酷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歌德终其一生思考的问题是：浮士德如何得救？在寻找“光明的瞬间”中由“光明的圣母”指引方向，或许就是他的答案。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终其一生思考的问题却是：如果上帝不存在，我将如何活下去？在尼采，终其一生思考的问题却是：“当我们通过无际的虚无时不会迷失吗？”在这背后，是人类从对自身的肯定、确信到对自身的否定、怀疑，从乐观主义到悲观主义，从人无所不知到人有所不知……传统的人性之“底”终于被“问”破了，千百年来似乎牢不可破的人性基础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类千年酣睡其中的甜蜜大梦终于一朝梦醒。光明的瞬间”已经不复存在，到处是黑暗、黑暗……“光明的圣母”也无处可寻，横行其间的就是恶魔撒旦。
不过，这并非就意味这人类从此一蹶不振。应该说，真正的生命只是从这里才真正地得以开始。我们固然需要寻找希望的东西但却并不就需要寻找生活之外的东西，固然需要一种更伟大的生活但也并不就需要生活之外的另外一种生活。痛苦、绝望、孤独、罪孽的个人是可笑的、屈辱的，然而仍旧是真实的。虽然没有了胜利的事业，但是失败的事业也同样令人感兴趣。人生有意义，当然值得一过，人生没有意义，同样值得一过。只有在预期胜利、成功、希望、把握的条件下，才敢于接受挑战，那岂不是连懦夫也敢于一试？人的生命力量不仅表现在能够征服挑战，而且尤其表现在能够承受挑战，不仅表现在面对光明、温暖、幸福、快乐时能够得到正面的展示，而且尤其表现在面对黑暗、苦难、血腥、悲剧时得到负面的确证。坦然面对失败，承受命运，正是人之为人的真正的力量所在。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不就是一个在荒诞的世界中不得不理性地生活下去的英雄？维纳斯不也诞生于一片虚无的泡沫？确实，我们不得不如此，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这种“不得不”转化为一种悲悯、一种期待，也可以把“宿命”转化为“使命”。这对事实来说当然无意义，因为它改变不了事实，但是对人却有意义，因为它在造成人的痛苦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的胜利。其中的关键是：“承当”。于是最终人类发现：命运仍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既然生命的真实是个体，那么审美活动无疑就大有用武之地。就其实质而论，审美活动本来就应该是个体的对应形式，只是在理性主义的重压下，它才不得不扭曲自己的本性，去与真理为伍，勉为其难地图解生活或者博人一笑。现在生命一旦回归个体，审美活动也就顺理成章地回归本性，成为生命个体的“一个通道”（海德格尔）。里尔克曾将诗人的工作阐释为：“我赞美”，这实在是一语道破审美活动之真谛。审美活动并非游戏、趣味、把玩、自适、自失、净化、距离、无功利，而是赐予、显现、无蔽、敞开、澄明、涌现，这是理论与判断之外自己显现着的东西，隐匿的存在因此呈现而出，不在场因此呈现而出。换言之，审美活动并不面对“秘密”，而只面对“神秘”，因为前者展现的只是“世界如何”，而后者展现的不是“世界如何”，而是——“世界存在”。
审美活动因此而从制造虚假的光明走近真实的黑暗，生命固然有其美好的一面，但是还有其悲剧的一面，而且，就其本质而言，生命本身就是悲剧，是已经写成的悲剧和尚未写成的悲剧中最令人震惊的悲剧。作为“一个通道”，审美活动对此无疑无从回避。不但从不回避，而且始终执着地呈现着世界，以便更完整、更不虚伪、更不矫揉造作地“赞美”世界。叔本华认为审美活动意在摆脱苦难，尼采认为审美活动意在使人快乐，实际上，审美活动只是为了更为深刻地体验苦难、冲突、冲突、分裂、毁灭，甚至不惜把苦难推向极致，从而开启自由的大门，使得生命因此而开放、敞开、启迪、觉醒，并且在其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乌纳穆诺说：我们不当吃鸦片以求自适，而应当在灵魂的创伤上撒盐粒或酸醋。马克思说：消除罪恶的唯一办法就是首先要真实地揭示罪恶。契诃夫《第六病室》的伊凡?德米特里奇说：“受到痛苦，我就喊叫，流眼泪；遇到卑鄙，我就愤慨；看到肮脏，我就憎恶。依我看来，只有这才叫做生活。”索尔仁尼琴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阿多尔诺说：让苦难有出声的机会，是一切真理的条件。斯皮尔伯格说：《辛德勒名单》是“用血浆拍成的”，审美活动就是如此。因此，它使得人类再一次体验到了亚当夏娃的一丝不挂的恐惧、耻辱，但却有只能如此，因为审美活动正是这样一种面对自由而且对自由负责的生命活动。10有一种看法认为：审美活动表现的是所谓“异化”，这显然不够深刻。因为生命的悲剧是自古而然的，审美活动只是第一次真实地把它呈现出来，而不以伪装它们不存在而加以逃避而已。正如维特根斯坦说，在这个无聊的世界上，我们居然还能够活着，这本身就是奇迹，就是美。
然而，人们或许会提一个鲁迅式的著名问题：既然人生犹如一个根本无从逃出的铁屋子，那么又何必残酷地将睡梦中的人们唤醒呢？这无疑涉及到对于审美活动的现代理解。雅斯贝斯书得何其精彩：“世界诚然是充满了无辜的毁灭。暗藏的恶作孽看不见摸不着，没有人听见，世上也没有哪个法院了解这些（比如说在城堡的地堡里一个人孤独地被折磨至死）。人们作为烈士死去，却又不成为烈士，只要无人作证，永远不为人所知。”[11]苦难必须见证，才能为人所知，审美活动正是这样的见证！苦难本身并非悲剧，只有对于苦难一无所知才是悲剧。而要使苦难为人所知，就要借助于审美活动。因为苦难是共同的，只有痛苦才是自己的，因此苦难只有转化为自己的痛苦时，才是所谓的审美活动。正如死亡并不痛苦，痛苦的是只有个人才会有的对于死亡的意识，因此只有死亡意识才会走向审美活动。也因此，“生命的悲悯”才得以脱颖而出。我们知道，人类生命的原动力正是痛苦，也惟有痛苦，离开痛苦，人类就会成为石头。因此真正的人生往往宁肯在痛苦中死去，也不肯在平静中苟活。而痛苦一旦转化为歌唱，就成为生命中的巨大推动力量。阿瑟?密勒在《英雄》中说过：“人人都有苦恼，不同的是我试着把苦恼带回家中，教它唱歌。”而这正是审美活动的根本意义之所在。并非冷漠而是忧心，在仇恨中寻找爱心，在苦难中寻找尊严，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寒冷中寻找温暖，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炼狱中寻找天堂，陀思托耶夫斯基坚持把幸福与眼泪联系在一起，给我们以无尽的启示。人世充满了苦难，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承受苦难，更不能让苦难把我们包裹起来，而应该用我们的爱心去包裹苦难，在化解苦难中来体验做人的尊严与幸福。体验不到痛苦的心灵不是人性的，体验不到幸福的心灵不是审美的。无论现实有多可怕，或者如何无意义、如何虚无、如何绝望，在审美活动中都会使它洋溢着人性的空气。世界不是世界而是深渊，无法企及缺但又绝对不能放弃，审美活动即是这样见证着自由的尊严、人性的尊严，见证着人性尚在，这实在是一个重要的证明。人类一旦因为觉察到人类别无出路而生长起最真挚、最温柔的爱心，就已经在内心中体查到了在精神上得到拯救的可能。陀思托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佐西马长老就坚持“用爱去获得这个世界”，坚持时时“跟大家共同分享他内心的喜悦和欢乐”，在罪恶和黑暗面前，他没有闭上悲悯的眼睛，“我们每一个人对世界上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是有罪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不但是因为我们都参与了整个世界的罪恶，而且每个具体的人对于世界上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这就是悲悯。而在里尔克身上，人们发现：“他被重重恐惧包围着，他对自己的软弱供认不讳，然而，无论在他的作品中，还是在他的信柬里，我们里外翻寻都找不到一个疲惫、胆怯、不坚定的字眼，在最小的表述背后屹立着一个人。”[12] “我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个人，我熟悉他这个我们世界上最柔弱、精神最为充溢的人。”[13]这也是悲悯。不难想象，一旦我们在审美活动中作到了这一切，我们也就最终战胜了苦难，最终“走出”了那个根本无从逃出的铁屋子（须知，只要能进去，就肯定可以走出）。
也因此，为了走出“奥斯维辛”，我们必须进入审美活动，必须去写诗。因为——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
四
人性的自觉、审美的自觉必然导致美学的自觉。而这，就正是生命美学的诞生。舍斯托夫在剖析悲剧哲学的诞生时曾指出：“只有当事实说明唯心主义承受不住现实的压力的时候，只有当人的命运的意志和实际生活面对面发生冲突，突然恐惧地看到一切美妙的先验论都是虚伪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会第一次产生极大的怀疑。这一怀疑一下子就摧毁了旧的虚幻的看来很牢固的墙。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一切过去的天使和那些使得人的无辜的心灵免于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侵蚀的圣人，他们的善、人性和思想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人面对自己最可怕的敌人第一次在生活中感到可怕的孤独，因此人无论如何不能保持一颗纯洁和火热的心。这就开始了悲剧哲学。14生命美学的诞生也是如此
标题: 生命的悲悯：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
- · [size=2] 二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事实上还蕴涵着另外一 (zxh1992 发表于 2009-6-22 20:21:00)